貴陽私家調查:單身女性做媽媽是不是應有的權利？
貴陽私家偵探訊：有人說，女孩過了三個本命年還沒有找到對的人，可能就要“注孤身”了。
我并不著急結婚，因為我的事業才小有起色。可我喜歡孩子，無論日后是否會步入婚姻殿堂，我都希望能擁有自己的寶寶。
過完三十三歲生日后，我開始計劃凍卵。
但是，當我向醫院咨詢時，醫生告訴我：“只有已婚婦女才可以凍卵。”我身邊的朋友勸我去國外做(凍卵)，雖然貴一點，但有“一條龍”服務，方便省心。
我不差這些錢，我只是覺得窩火：
我單身，暫時沒有結婚的計劃，就沒有資格擁有自己的寶寶?
6月20日上午，上海的李珺律師通過郵政EMS向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法制司寄出《規范性文件審查申請書》，建議國家衛計委修改其于2002年下發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不允許單身女性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落實對于單身女性的生育權的保護。李珺律師在申請書中寫道：
“在一國的醫學技術可以提供生殖輔助技術的情況下，不應該基于性取向或婚姻狀態做區分，政府有責任給予女性選擇生育方式的自由權及給予盡可能充分生育保障，至少不應剝奪其實施生殖輔助技術權利。”
這一行動：
距離單身女性展瀅瀅將一疊呼吁人大代表通過兩會為單身女性爭取生育權的掛號信投入信箱，剛剛過去4個多月;
距離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過去了17年;
距離全球第一例冷凍卵子在澳大利亞成功妊娠，則已經過去了22年。
國內開展人工輔助生殖相關醫學研究已經有三十多年;但第一次把“凍卵”、“去未來生孩子”帶入普通人視野并引發廣泛討論的，還是明星徐靜蕾。
她說，找到冷凍卵子的方法，就像是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藥”。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7-2022年輔助生殖跨境醫療服務公司商業模式創新與投資機會深度研究分析報告》數據顯示，我國輔助生殖市場規模2015年為150億元左右，2016年上漲到約185億元左右。
廣闊的市場反映了熱切的需求——據相關機構測算，國內不孕不育癥群體總量將達到 6400 萬。
還有一個群體的需求不容忽視——單身女性。
與生育相關的法律規定意義上的單身指未婚，女同性戀群體實際上“被單身”，這個話題暫不贅述。
根據珍愛網最新發布《2016 單身人群調查報告》顯示，一線城市獨自生活三年以上的女性比例高達 59.13%，且其生育意愿強烈。
有相關需求的單身女性，大概分兩類：
一、不想與異性有戀愛或者婚姻關系，但現階段想擁有孩子，人工輔助生殖是實現方法，凍卵是手段之一;
二、目前不想生孩子，未來不管是否踏入婚姻，都想擁有孩子。后者以事業正在上升期的女性為典型代表。由于卵子質量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凍卵就成為了后悔藥。
近年來，微博、百度等大流量平臺，逐漸成了境外人工輔助生殖的洼地。
這些機構在輔助生殖服務外，往往配套有簽證辦理、產后護理、律師咨詢等一系列服務。
他們大多在文案中列出拗口精深的專業名詞來強調自己的技術優勢，再配上繁多的成功案例——思路幾乎和留學中介如出一轍，似乎生育這件傳統意義上的“人生大事”，也和現在的留學一樣簡單與普遍。
有一家以赴美凍卵為主要服務的機構打出了這樣意味深長的口號：“更多選擇，更好未來”。
美國與歐洲是大多數有凍卵及人工輔助生殖需求的大陸單身女性的選擇。這也揭示了一個困境：
在國內現行法律的環境下，單身女性幾乎沒有可能通過凍卵給自己留下“更多選擇”，也不能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自己的孩子。
我國對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管理，主要根據由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及《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
前者規定了：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并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 ”
然而，根據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權的享有者限定在了已婚夫婦人群中;
后者則直接規定：
“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好，以生育為目的的“人工輔助生殖”之路斷了;那么，凍卵這味“后悔藥”呢?
畢竟，我凍卵只意味著我有選擇權，不意味著我一定會生育啊?
目前，凍卵是否屬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尚無定論。
這看似給醫院的選擇及各地區立法、出臺政策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間，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由于政策法規多為禁止性，(如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做好本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項目質量控制的通知》規定凍卵屬于人工輔助生殖，且只有已婚婦女可凍卵)因此醫院多并不敢“擅自行動”。
即使醫院敢，生育時也得提供三證——身份證、結婚證、準生證。
唯一的口子，在吉林。
《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
“達到法定婚齡決定終生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這也是為什么展瀅瀅會向吉林省人大代表致信，呼吁將這一立法推廣到國家層面。
男性可以凍精，女性不能凍卵?
在電影《愛情凍住了》里，由林依晨主演的女主角，32歲的梅寶由于遭遇事業和愛情的低谷，選擇了凍卵——“與時間賽跑”。
產生單身女性對人工輔助生殖相關技術龐大需求的根本原因，是過去幾十年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68%，超過了大多數發達國家;女性的收入在過去10年也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
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經濟能力的提升，帶來了兩種情況：“我不想結婚，但我想生孩子”，和“我在事業上升期，怎么要孩子?”。
很多女性無需通過結婚的形式來集聚財富、抵抗風險、獲得穩定的未來，因此主動選擇單身的女性越來越多。
此外，由于配套生育補貼政策不完善，孕產假很可能帶來事業的滑坡，很多女性會(被動地)選擇晚育。
而這兩者，都指向了逐漸成熟的凍卵及人工輔助生殖臨床技術。
為什么我國不允許單身女性采取以上技術?
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出于法律體系穩定性考慮。
與生育相關的政策，離不開《計劃生育法》及其立法背景。建國初期的高生育率成為經濟建設的掣肘，因此將計劃生育提高到基本國策的高度。
此外，基于傳統觀念及倫理考慮，將公民生育權限定在丈夫、妻子這一特定身份人群中。
幾十年過去，我國的生育問題已經由高生育率演變到了人口老齡化。
根據社科院數據，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只有 1.4，距離國際“低生育陷阱”標準 1.3已經近在咫尺。
法律相對社會發展總有一定的滯后性，但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立法者無法做到動輒修法。雖然歐美國家的相關技術領先，但美國生殖醫學會其實在2012年才正式批準凍卵技術應用于臨床。
其次，傳統家庭觀念、倫理風險及性別歧視等因素，也是使得相關法律規定遲遲未提上議程的原因。
根據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布的《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指出，
“當前社會普遍的觀念依然是認為‘一夫一妻;才是最好的給孩子的家庭壞境，缺少父親的家庭被認為’缺失的‘，人一定要走進婚姻才是’完整的‘。
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單身女性生孩子會被說閑話，會面對異樣的眼光，而不友好的社會環境才是造成孩子無法健康成長的元兇，這也是我們訪談的案例中的單身媽媽們提到的真實情況。”
對卵子買賣、代孕、繼承等問題的相關配套法規政策的空白，也給開放單身女性生育帶來了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中規定“取精困難者和少、弱精癥者”和“出于 ‘生殖保健’目的”的人可以在精子庫保存自己的精子。
這就意味著，男性可以凍精，女性不能凍卵?
同樣的社會環境，同樣有倫理問題，對于男女性配子冷凍技術的不同政策，是否構成了政策上的性別歧視呢?
單身女性，也想當媽媽
目前，英美國家法律大多允許單身女性凍卵及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孕育后代。對于衍生問題如代孕，則實現了商業化，并有配套規定加以規范。
2014年，科技巨頭Facebook和Apple兩家公司宣布將凍卵作為女性員工的福利。
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也在不久前決定準許為將來備孕的單身女性冷凍并保存自身卵子。
千葉縣浦安市政府甚至推出“冷凍卵子補貼”，成為日本首個設立這項補貼的地方政府。根據該政策，女性完成凍卵可獲得折合2-4萬人民幣的補貼。
“作為一名律師，作為一名女性，我在日常的工作常常接觸到一些關于性別權益的案件，同時也參與了不少與計劃生育相關的案件，從人的基本權利和性別平等以及自我認知的角度，我認為單身女性生育完全是符合人權符合法理以及符合社會現實的，凍卵也是實現這一權利的選擇之一，這體現了法律明確的性別平等原則。”
李珺律師在接受采訪時坦言。
法律的穩定性固然值得尊重，但如果現行法律已經無法呼應社會結構的急速變化甚至極大限制了公民生育權，立法者就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而且，倫理風險也有參照域外法經驗予以規避的可能性。
畢竟，境內無法生育的情況線下，真正有需求的人會不惜遠涉重洋去境外尋求解決方案，未來我們的社會仍要面臨同樣的倫理問題。
更何況，赴境外實施凍卵等技術也有風險，再加上涉外因素，又會給我國公民帶來更多困難。
